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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影响人生——王平

    时间:2017-08-16  作者:  新闻来源:

    引子 

    一个人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想有所建树,写作能力是基础。写作决定你的人生能走多远,你的事业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你精神的半径能有多大。大家可以环顾四周在工作中进步较快,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大多是善于写作,乐于写作,能够写作的人。不说你出名,就是你要有所成就,写作是人生的必需。作为老师,你不会写作,只能是个教书匠;作为公务员,你不会写作,只能是个思想的传声筒;作为研究者,你假如不会写作永远成不了科学家。作为检察官,你不会写作,意味着什么?有人可能会说,我能干好业务就行,与写作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大家知道,政工、综合是整天与文字打交道,不会写作是“寸步难行”,那么你业务部门离开文字不也是“举步维艰”吗? 

    一个已经退休的人,谈责任像是唱高调、说大话,悄无声息地放弃心中又有些不舍,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留遗憾的好,故把这篇退休前写的一点感受、感悟奉献给年轻朋友做个交流,也算是对自己所挚爱的新闻写作有个交代。亦愿这篇稚文能对年轻朋友们的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起到一丁点帮助。 

     


    初练写作,还是中学时代。父亲酷爱文学,尤喜散文,为丹东市作家协会会员,业余时间常写稿子在报刊杂志发表。父亲有两个用卷宗皮子装订的簿册,里面剪辑粘贴的全是他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过的作品,有几百篇,我常爱不释手地一遍又一遍地拜读,打心眼里崇拜父亲,也渐渐爱上了写作。此后,父亲就把我当成他的第一个听众,每当初稿形成时,便津津乐道地读给我听,让我给提“意见”,其实这是父亲引领我写作的一种培养方式。我也开始动起笔来,写散文、诗歌、小说。我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同年级中传阅诵读。我还把同学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投给村镇(当时称大队和公社)广播站播送。1974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有个叫孙启功的丹东知情因病回城住院治疗,交团费时他让母亲乘“小火车”到前阳农村知青点找团支书代他交了2毛钱团费。这事令我很感动,便写了篇“母亲交团费”的小故事寄给了《丹东日报》。几日后,我正在田间干活儿,前阳大队(村)女团总支书拿着一张“丹报”兴冲冲地找我:“王平,你的稿子见报了!” “真的吗?”我一把抢过报纸,激动的了不得,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稿。那个年代,一个回乡青年能在《丹东日报》上发稿,这在农村可是个不小的轰动。大小队领导立马刮目相看,生产队长让我编写黑板报,为文艺队编写小节目,大队抽调我到大洋河清淤会战工地、土门子会战工地当“战地”广播站报道员、编辑…...随之,我的新闻稿件便在报纸、电台、广播站频频露面了。我也学父亲,把在报刊上发表的稿子裁剪下来粘贴在用16k纸装订的簿册里。1979年,我因这个新闻写作特长走进了公安边防警察行列,而这个装订成册的“剪报”起到了“敲门砖”作用。因有文字功底,不久便做了边防公安派出所内勤,正儿八经地与写材料打上了交道。我所在的边防公安派出所地处中朝边境,辖区大、边防线长,既有治安管理工作,又有边防巡逻执勤任务,能写作的素材很多。有中朝渔民在海上相互救助的故事,也有公安边防战士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的鲜活案例。我如鱼得水,白天办案,晚上夜战,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稿子,投给各家媒体。当时我虽然在新闻界没有一个熟识的编辑和记者,但因我坚持不懈,寄出去的《勇斗三歹徒》、《夜擒在逃犯》、《不可逾越的边海防线》(反映边防官兵打击走私偷渡的事迹)、《小侯住进了老史家》(反映安康村治保主任史进贵帮教落后青年的事儿)、《中朝友谊长鸭江谱新曲》(反映中国渔民救助朝鲜海上遇难渔民的事儿)等稿件频频在《东沟县报》、《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辽沈晚报》、《辽宁日报》、《辽宁青年》、《水晶石》等多家报刊杂志上“亮相”了。

    1984年,因我在写作方面有较为突出表现,得到了边防支队新任政委和政治处主任的青睐,下基层考察时,把在各级媒体发表的“剪报”作为选用的一个重要考察条件,三天后便把我借调到支队政治处。之后,虽然因父母身体状况需要照顾等原因我自己又要求回到了基层,但对我后来的进步成长却奠定了基础。 

    1994年5月,我临危受命到北井子边防派出所任所长(又叫工作站站长)。当时该所负债累累,辖区治安管理不利,刑事案件多发不破,地方人大评议时被“黄牌”警告,成为省边防总队独一无二的反面典型。为扭转这种被动的工作局面,我上任后边抓工作边通过新闻媒体树立正面形象,借助各级媒体营造正能量舆论氛围。先后发表了《一日破两案》、《逃犯难逃》、《港口见闻》、《盗树者上访错上加错执法人讲法伐者认罚》、《人大代表请客》等百余篇文章,重塑了北井子边防派出所的良好形象。特别是《人大代表请客》(1995年11月24《丹东日报》)这篇小故事见报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同凡响。人大代表是全国第七届代表、北井子镇临海村主任郭润发,请的是边防全体官兵。派出所以前因工作不利被人大代表评议给了“黄牌”警告。派出所新班子组建后,通过治安整治、港口除恶,破获了一批刑事案件,打掉了一批害群之马,沿海一带村民安居乐业。所以郭润发代表村民自己杀了一头年猪来感谢边防官兵。这年年底,派出所摘掉了“黄牌”帽子,一跃成为省边防总队“创优单位”,这军功章里就有写作一半。 

    1996年6月,市边防支队一纸调令把我从基层派出所所长的位置直接调到支队机关任政治处副主任,越过大队直接任职,这在我们支队史无前例,领导看中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的文笔,写作,在我的仕途上又助了一臂之力。 

    到支队机关任政治处副主任后, 我分管公安边防对外宣传工作,我更离不开写作了。当时,针对社会各界对公安边防支队工作任务、性质、职责等不甚了解的状况,在《东港市报》、《鸭绿江晚报》开辟了“东港边防”、“丹东边防”专栏,定期不定期的把边防官兵拥政爱民、守边固防、打击走私偷渡和各种刑事犯罪及维护社会秩序、保一方平安的工作情况及时地宣传报道出去,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公安边防官兵的理解和支持。我的写作和媒体宣传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写出了点小名气,还出了本13万字的散文通讯集《橄榄岁月》。转业到丹东市检察院前,我已是副团职军政主官了,写作对我的提职晋级又立下了汗马功劳。迈进检察院大门时,我的《橄榄岁月》又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写作,也让不少读者知道我,信任我。1986年9月17日上午,前阳镇安康村渔民史英利找到我(当时在边防派出所工作),让我写一篇稿子通过《丹东日报》表扬表扬检察院的干部。我采访得知:9月16日那天上午其老婆难产大流血,危难之中,向过路的市检察院宋玉成、汪泳等求救,两位检察干警二话没说,帮助他把老婆抬上车直接送东港中心医院抢救,救了他老婆和儿子两条命。这篇感人的小故事以《干部驱车救人好》为题在《丹东日报》发表。我转业到市检察院是1999年9月,与这事相隔14年,我早已淡忘了。但宋玉成、汪泳却没忘,他俩见到我说,那年在“丹报”写稿表扬我们的“王平”是你呀,真是缘分。2001年3月,东港市前阳镇石桥村一个妇女骑车摔伤昏迷不醒,被一个过路司机送至东港市医院救治转危为安。我已离开前阳多年,这个妇女的家人打听到市检察院找我,让我写一篇稿子登报表扬一下那位好心司机。我当即写了“一妇女不慎摔伤,好司机热心相救”的新闻稿在《鸭绿江晚报》发表,了却了伤者家人的一桩心愿。1974年以来,我以本名和蓝笛、肖冰等笔名不仅在当地媒体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还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新报》、《大公报》、《辽宁日报》、《辽宁法制报》等国内外媒体发表各类新闻稿件约3500余篇。发表这些稿件的媒体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除中文版的还有英文、朝文版的,并有部分作品获奖。我先后被《中国边防》、《边防战士报》、《检察日报》、正义网、法制网、《辽宁日报》、辽宁电台《辽沈晚报》、《辽宁法制报》、《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等多家媒体聘为通讯员和特约记者;曾被《丹东日报》连续三年评为十佳通讯员;2012年被《检察日报》评为百名优秀通讯员。 我之所以和大家谈这些,并不是炫耀自己,而是以亲身的体会、感受告诉大家,写作对一个人的工作、事业、成长、进步是很有影响的。在我笔耕不辍的40年里,通过新闻写作结识许多新闻界朋友,他们既是我的良师益友,又是我的人生财富,他们不但在新闻写作方面给我指导、引领,就是在我的公安边防生涯和检察征程中也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让我有了开心、快乐、幸福、美好和一辈子无悔的的人生。

    (王 平/文)